鲁西奇：人地关系理论与历史地理研究
现在基本上没有人会同意诸如“热带地方通常为专制主义笼罩，温带形成强盛与自由的民族”、“人类文化只能在具有刺激性气候的地区才能发展，而热带气候单调，居民生活将永远陷入贫困”等等环境决定论的调子。它追求一元决定的简单和统一使得视阈变得狭隘，而对即成事实的有限了解及其所伴随的偏见则在解释反对者提出的具体问题时漏洞百出。
但是决定论的后继者人地相关论却并非更好的选择。按照哲学来说，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也没有决定论者完全否认“人”对“地”的影响。在地理这样需要研究具体区域和区域间差异的学科里，“相关”这种笼统的字眼不啻于以哲学代替具体科学，其本质是正确却毫无意义的理论。
而和可持续发展归属一类的人地协调论同环境决定论并不矛盾，因为二者的落脚点不同：前者试图回答“人”与“地”的关系应该“要如何”；而后者则希望解释既成的“是如何”，相当于经济学中的“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本文暂不讨论“应该要如何”的问题。）
那么，是否到了回归的时候？环境决定论只是个荒唐的结论吗？
鲁西奇在《人地关系理论与历史地理研究》中写道：“地理环境既然是“社会发展的客观物质条件”，为什么不能是“主寻或决定性的因素”？客观存在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吗？同样的，在人类历史上，不也可以找出许多地理环境决定社会发展的典型例证吗？”可是环境决定论却引出了那么多带有种族色彩、本位思想的偏激结论，究竟是“物质环境决定”的出发点错了还是论证过程出了问题？
我认为，这是因为论证中没有对人地系统的混沌性给予足够的重视。
首先，人地系统是变动的时空四维系统。对史前而言，人类社会的出现必然是由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因为此前人类社会并不存在，而不存在物是不能对存在物产生影响的。（不考虑人类始祖为外星移民等可能性。）当然，从人类社会开始存在的那一刻起（即使这个界限是渐变的）二者就开始相互影响。也就是说，历史越往前推，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决定性总趋势就越大（比如，全新世的古地理环境就对人类社会的文明测源地和栽培作物的区系有直接影响），推到人类社会产生前，也就完全达到了“决定”的程度。
此后，特定的环境既然产生了人类社会，也必将产生特定的生产及生活方式，形成一定的民族性格与文化，反过来改造特定环境，适应新环境的生产生活又出现，民族文明又有新内容……这似乎同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等的观点相重合，难道接着就是原有的结论？不。
从次序上而言，环境、生产生活方式、民族性等并不是像上面在叙述过程中那样如多米诺骨牌般次第影响，一个推出另一个，再循环往复。它们之间是并行的关系，这就导致我们不能像数学求证般在知道某一时刻部分情形的条件下推导出未知结论——这结论也是条件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在这里，因果是互相渗透的，用特殊例子进行形而上思辩的企图实在无以把握结论之舟的航向。
从影响因素而言，早期决定论者倾向于气候，继承其衣钵并在错误的方向上前进的地缘政治者倾向于进化空间，而这都不过是所有因素中极小的一部分，用部分（即使这部分是看起来相当重要的部分，但在人地混沌系统中，并没有一个因素能占到压倒优势）来代替整体，缺乏逻辑必然性，结论难免出现错误。“热带地方通常为专制主义笼罩，温带形成强盛与自由的民族”等就是此类范例。
其次，最重要的，导致人地系统的混沌性，即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的主要原因是人地关系不单只是“人”和“地”的关系，而应该是：“人”和“有人的环境”的关系。“有人的环境”不仅意味着时间次序上人-人地系统是因果相互渗透的（上面已提到），还意味着各影响因素在空间次序上的交叉。譬如，东亚沿海和亚欧大陆内部空间上并没有直接联系，如果按气候、进化空间等思路，二者间影响甚微。但是“人”却是移动性很强的因素，乃至随着交通的发展地球都成为“地球村”，即便只是古老的丝绸之路或者更加艰难的交通，文明间的影响也从未停止过。地-人-人-地-人……的模式（人-人地模式之一）使得混沌程度无奈地飚增。法国地理学家阿尔贝•德芒戎在《人文地理学》有过相似的观点：“人文地理学中的因果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具有意志和主动性的人类自身，就是扰动自然秩序的一个原因。例如，一个岛屿不一定向往航海的生活。航海生活常常起源于文明的接触。因此，英国人只是在斯堪的那维亚和汉萨商人的熏陶下才成为水手的。”
然而，也是在这本书中，阿贝尔也写道：“同一地区的价值，可以由于占有者文明程度、利用方法的不同而有巨大的变化。……因此，没有绝对的决定论，只有人类主动的开发利用的可能性；没有命定论，只有人类的意志。”他是决定论的反对者。
对开放的时空系统（比如，从清朝时期到现在的福建地区人地系统，能够只用该时段内的环境变化来解释它所发生的一切变化吗？不能。不确切的简化如：A导致B，B导致C，BC又一起导致了D，从整个过程看，A是原因；从A之后的过程看，BC是原因。——A为史前环境，B为原始人类社会，C为有人的环境，D为如今的人地情况），因为人有主观能动性；而对近乎闭合的时空系统，比如，把研究研究对象设为整个地球、从史前到今天，那么，“文明程度、利用方法的不同”就成为原初环境在混沌系统中的一个结果而剔除出最初的原因。
综上所述，如果要从时空上推出一个最早的结论，原初环境无疑是有决定性的存在。要推倒这一点，先要从逻辑理论上彻底推倒机械因果论，特别是机械因果论中无法检验的多元折中论（它实际是强调每一种现象都由一组特定的因素随机促成的非因果论，也即人可掌握察知之外才具有决定性的因果论），且留待哲学家们完成。对地理而言，研究“要如何”才是价值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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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如果要从时空上推出一个最早的结论，原初环境无疑是有决定性的存在。（要推倒这一点，先要从逻辑理论上彻底推倒机械因果论，特别是机械因果论中无法检验的多元折中论[它实际是强调每一种现象都由一组特定的因素随机促成的非因果论，也即人可掌握察知之外具有决定性的因果论]，且留待哲学家们完成。对地理而言，研究“要如何”才是价值的所在。）这点上说，环境决定论是正确的。但是人为割断环境的史前过程和忽略人地系统的混沌性，必然要走向谬误。虽然恰如多元折中论的不可检验，人地系统的巨大混沌程度也使得理论要用于实际几乎无法实现，那么回归决定论的意义又在哪里？
对一个混沌系统来说，一个事件的时间序列越靠前，对结果的敏感性就越大；反之则相对较小。绝对的环境决定论要求环境的时间序列以史前为起点，空间则至少涵盖整个地球，最好是整个宇宙，这样庞大系统作为的混沌的起点，可以说是无法计算的（不过我有看到非正式论文报道说这样的计算能力有可能存在，进而导出我们整个宇宙都是一台超巨型计算机模拟下的产物的结论。）。但如果我们将时间序列拉后，虽然起点上的影响因素增加（除了自然环境，还要包括人类社会本身、文明、与外界沟通等等等等），但每一个因素对结果的敏感性却大大地下降了，也就是说，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我们掌握的影响因素足够全面，对导出的结果就可以抱有相当的自信，而不是因为那些荒唐的结论和地缘政治论等对“自然环境影响社会人文”的思路惟恐避之不及，甚至故意淡化或回避地理环境作用的分析。
